一年365天，他至少有300天在300米以上的高空中度过，最长的一次在500多米高空待了50多个小时。
一台塔吊，20多个大构件，1000多个小零件，他摸得门儿清，因为哪怕出现1厘米偏差，就可能影响施工效率甚至引发安全事故。
一名农民工，逐步成长为摩天大楼塔吊专家，他的经历被广为称赞。从业以来，他参与塔机施工的摩天大楼高度之和超过5000米。
他便是湖北省首席技师、中建三局二公司的“塔吊匠人”陈金国。近日，他荣获省总工会授予的第三届“荆楚工匠”称号。
陈金国在武汉绿地中心顶部指挥塔吊作业
云端上的“常住民”
位于武昌江边、由中建三局承建的武汉绿地中心，是华中第一高楼。
16日上午，戴上安全帽，记者随陈金国一起乘坐施工电梯，到达63层后换乘，升至94层，共耗时9分多钟，再顺着用钢材搭设陡峭的楼梯爬行5层楼，这才抵达了这栋高楼的最顶端。此时，记者腿脚已有些酸软。
时值深秋，武汉绿地中心最顶端冷风嗖嗖。环顾四周，均设置了一道道安全护栏。放眼远眺，大武汉美景一览无余。“塔吊低速起钩，注意吊重显示不超过16T，慢慢加速……停钩，旋转向右……停止转臂……”陈金国站在作业平台上，有序指挥塔吊作业。在阳光映射下，他的脸庞如赤铜一般，岁月在上面刻下深沟似的皱纹。
1989年，23岁的木工陈金国向公司申请，当了塔吊工。自此，他琢磨塔吊设备，学习理论知识，不懂就问，从塔吊运行原理、特性到排查处理设备故障，都了然于胸，一步步成长为中国摩天大楼的塔吊安拆专家。
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所有施工材料需通过塔吊运输到高空作业面。因此，指挥塔吊作业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“高空中即使掉一颗钉子下去，也非同小可。”陈金国说，必须对塔吊构造、参数等烂熟于心。
20多年来，每一年中陈金国超过300天都在高空中作业。有一次，北京一栋超高层塔吊出现故障，他在大楼顶端待了50多个小时，吃住都在上面，终于将故障排除。
记者目击500米高空检修
除了指挥塔吊作业，陈金国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修塔吊。
指挥完了塔吊吊装作业后，陈金国来到塔吊底部，开始攀爬。塔吊驾驶室距底部垂直高度有24米。53岁的陈金国攀爬起来，健步如飞。记者跟随在后，气喘吁吁。
塔吊驾驶室外，连接着60米长的吊臂。整个吊臂远看是一个长方体的“钢铁笼子”，边缘设有安全防护栏，下方铺设供行走的波纹钢板。陈金国走出驾驶室，将系在腰间的安全带通过挂钩钩在吊臂的安全绳上，开始在吊臂上行走，如履平地。
吊臂下方，是500米的高空。记者站在驾驶室内往下看，地面车辆小如蚂蚁，只觉得阵阵眩晕。几经挣扎，记者放弃了同陈金国一样前往吊臂内行走。“走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”陈金国说，说不怕那是假的。每一次走吊臂，准备工作都要做好，尽量少喝水，万一要上厕所，只得爬下塔吊，在顶端的移动厕所解决，“现在隔一段时间不走吊臂，再走也会有点害怕”。
塔吊拆除，更需细心。2016年，597米高的天津117大厦塔吊拆除时，4台动臂式塔吊自重均近1200吨，打破了国内拆塔高度纪录。陈金国介绍，通过“以小拆大”来拆除：
用小塔吊将大塔吊拆解后的部件一一吊下来，再用更小的塔吊去拆小塔吊。整个过程堪称精细化操作，有时候若出现1厘米偏差，就可能造成不良影响。
在吊臂上行走
各地最高建筑都有他的汗水
从农民工成为首屈一指的塔吊专家，陈金国自有独到之处。
超高层建筑施工时，主体结构在不断攀高的过程中，需定位水平度和垂直度，但主体结构内空间狭小，用经纬仪定位很困难。
从事塔吊工之前，陈金国是木工，手艺出众。“超高层测量垂直度时，陈金国拿木工常用的吊线锤来测量，非常精准。”同事陈柏斌解释，经纬仪在高空测量时无固定位置，难以保证精确度，而吊线锤既准确又方便。
有例为证。597米高的天津117大厦在“长高”时，一共爬升了120多次，每次爬升完，专业人员测试后发现，每次垂直度偏差比国家标准低很多。
陈金国常说，感谢扶贫，让他走出农村。1987年，中建三局对口扶贫我省大悟县，他有幸被选中进入该局工作。出于感恩，多次婉拒外界高薪挖角。
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到中央电视台新台址，从442米的深圳京基100大厦到528米的北京中国尊，陈金国负责了国内大多数超高层建筑塔吊的安拆工作。据统计，他负责的超高层建筑高度之和超过5000米。
从业32年来，陈金国参与了多项研发，科技成果《超高层建筑大吨位动臂式塔式起重机施工技术集成》荣获2011年度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，还参与研发了多项关于塔吊的国家专利，个人更获2017年度湖北省首席技师，近日被省总工会授予第三届“荆楚工匠”称号。
如今，53岁的陈金国仍奋斗在一线。他常说，对待工作，一定要有敬畏之心。原来，1989年，参建武汉一栋厂房时，一天他和师傅在拆塔吊，期间发现塔身8颗连接螺栓仅安装了5颗，幸亏发现及时，否则很有可能发生倾翻倒塔事故。“安全是工程的生命线。”陈金国说，人命大于天！只有细心、细心再细心，才能防患于未然。
